终结代孕乱象，一场科技与黑产的赛跑

郑爽疑似在美代孕的新闻，几乎引爆了我的每一个社交媒体。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撕扯开了代孕全球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也牵动了一系列关于代孕黑产、身体权和生育权、技术伦理等社会公共议题的全民大讨论。

网友们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针对代孕乱象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在批评和指责始作俑者的同时，有必要提醒大家，事件的热度终会消退，但关于代孕产业的思考与监管脚步却不该就此停歇。

这次新闻无疑证明了，中立的技术也可以在利益驱使下变成伤害生命与人权的魔鬼，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完成的？面对技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科技力量加持下的预防性监管，或许才是终结代孕乱象的根本法则。

代孕产业链的幕后隐形推手

任何黑灰产的大行其道，都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收益大，成本低。

对于代孕来说，后者源自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就算被查处违法成本也很低，比如按照卫计委的规定，正规机构医生违规替代孕机构实施代孕技术，处罚最多也就是吊销医师执照而已。

而高收益则是通过富有者对贫困女性的“子宫剥削”来完成。著名的“欧洲子宫”乌克兰，一个代妈只能拿到报价30%左右的酬劳；而在国内的“卵子黑市”中，一单卵子的成交价10多万元，供卵女生仅能拿到1至2万元。地区间贫富差距所产生的巨大利润空间，自然吸引了众多黑中介推波助澜、铤而走险。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剥削”为什么能够实现呢？

要知道，代孕产业中普遍采用的核心技术——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技术（俗称试管婴儿），要通过活体促排取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移植着床、妊娠诊断、发育分娩等一系列操作，如果是多胎妊娠，还要进行减胎手术。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高精尖技术。怎么就可以快速在许多经济水准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应用，甚至能够达到不逊于发达国家的高成功率？

不可否认，其中既有一些机构出于商业目的的虚假宣传，以及对手术并发症、代孕者人身健康等的漠视，将所谓的技术成熟度和成功率“美化”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孕产业在全球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与医疗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特性也有着直接关系。

这要从近年来医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说起：

1.成果的全球化。一项新技术要推广到临床，在不同的人和地区应用，一般来说是借由专业书籍、学术期刊、网络平台交流，以及医学院或毕业后在职培训的形式完成的。数字技术、远程医疗等兴起，大大加速了国家、地区之家的知识流通速率，只要拥有经验丰富的辅助生殖医生、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符合标准的实验环境，成功率基本能有保障。这就使得拥有资本支持的落后医疗地区也可以在某些专业领域快速“上位”。

比如被某些中介吹捧成了全球第二强的“试管王国”泰国，政府就极其重视试管婴儿行业，医生也经常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和学习。

2.供应链的全球化。试管婴儿涉及到的一系列材料、器械，都是通过商业化运作模式来引进或生产的。有业内人士表示，“一家生殖中心最大的成本就在促排药费和人工上”，而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哪些类型的器械与材料更好卖、更有利润，就更容易被花大力气推广和制造。黑产可以很容易在公开市场购买到相关产品，如IVF工作站、培养箱、离心机、彩超等，再借由海外部署、或走私等渠道带入国内，搭建起“地下手术室”，再聘请外部医生来进行手术。如此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也让有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出现了“照不到的角落”，屡查不止。

比如2011年震惊全国的“八胞胎”事件，广州一位富商通过地下中介，让两位代孕妈妈和其妻子本人，以“2+3+3”的形式生下了4男4女。调查人员对当地所有正规生殖辅助机构排查后，却没有任何收获。

3.研发的全球化。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阻止这类技术的全球化交流行不行？答案是不能。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未知的问题越广泛深入，就愈发不可能缩小研究的范围。让全球研发人员集中力量去攻克同一个方向，显然是低效且不利于人类科学的进步。

以试管婴儿技术为例，从1978年英国第一代试管婴儿出生，到1993年第二代技术试验成功，以及当下普遍采用的第三代技术，每一代都是针对不同病因、不同的用户群体而研发的。正是技术的高效流动与迭代，加速了临床的成熟度与认可度。

显然，某一项生殖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是全人类的福祉。而那些利欲熏心的“技术贩子”，才是代孕产业链能够完成“婴儿交易”的“黑手”。

总的来说，科技发展所必然出现的技术全球协作与民主化，遇上了不同社会制度、贫富水平、政策监管条例等等，才导致了“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代孕黑产有动力、有可能游走在天平两端，去寻觅利润代差。

用魔法打败魔法：一场科技与黑中介的赛跑

面对乱象丛生的代孕黑产，我们呼唤法律的到位、道德的尺度、政策的加码时，也应该正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月之暗面”。

那么，全球科技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成龙历险记》告诉我们，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同样，科技才是狙击“技术贩子”的有力武器。

以国内代孕黑产为例，我们对整个产业链梳理之后，发现了几个可能的突破口：

1.中介机构需要联络供需双方，招揽客户的渠道大多来自线上社交软件、信息流和搜索广告、公立医院的生殖科等等。其中不少信息其实早在服务展开之前就暴露在网络环境当中。

2.开展服务需要搭建地下工作室。IVF长周期要完成一系列手术操作，其中由于器械和药品，如垂体降调节和促排卵药物，进口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相关机构往往会通过进口后改装、走私等形式来完成；

3.手术服务的专业性。胚胎移植、基因检测等技术要求高，为了保证成功率一般会出现正规机构医生私下执业合作（“飞刀”）的情况。

其他环节，诸如合同签订、代孕者妊娠期管理、新生儿交付等等，都可以在欺诈哄骗、隐瞒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完成，更为隐蔽，在法律法规层面的监管唯有徐徐图之。

而针对上述可能的突破口来说，这几年喊得很响的技术们，有哪些可以发挥的地方呢？

第一步，可以派出能识文断句的“AI小能手”，精准打击违法广告。

其实早在2015年，国家卫计委就通过专项行动，与网监部门联合打击代孕服务广告。但中介机构会通过隐蔽性符号、图片信息等来躲避监测工具，人工审查又面临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而依靠AI提升自动化识别效率，通过大数据、NLP、OCR等技术协同与广告监管相结合，可以更高效的对代孕服务相关信息进行清理和屏蔽，为精准打击代孕广告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证。

同时，由于涉及高精尖技术操作，代孕场所往往会在武汉、广州等头部城市。得益于城市大脑AI平台的铺开，可以建立起跨省市的数字协同机制，对于一些代孕行为相关的关键数据，如产业带集中地区、多名孕妇集中生活、医药品耗材异常等等特殊情况都可以收集，通过汇总识别，利用AI算法的预测和研判主动向监管部门推送风险预警，改变当下被动举报人去楼空的局面，治理更及时。

如果有违法分子试图在“走私”的边缘试探，将相关器械和药品带入境内，海关在检查时，面对五花八门的伪装藏匿手段，可能会很头大。

不过随着智慧海关的升级，智能物流监控接入一站式数据交互平台，在关区、转关货运、卡口、集装箱/货车等各个环节进行信息化查验检测，有效支撑查货的精准度和效率，打击走私和违禁品入境。

有数据显示，国内某科技企业的智慧海关解决方案应用口，海关的走私违禁查获率提升了5%，通关效率反而更加高效快捷，货物24小时放行率达到98%。

釜底抽薪的办法，自然是加强对相关器械药品的使用监管。

当前，监管部门只能从机构牌照、医师资质上进行约束，细查起来行政成本很高。不过手术和妊娠过程中都必然会涉及到器械和药品的使用。而众所周知，区块链和供应链在结构上存在天然的耦合性，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专用医疗器械和药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识别性，对其供应链的监管要求自然要比一般产品更高。如果采用区块链系统，那么一款药品从供应链出发到最终使用，整个过程都能够得到展现，来帮助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管理。

比如基因泰克和辉瑞等制药公司就推出了MediLedger区块链药品追踪项目，药品供应链的所有节点都会在区块链上进行记录，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药品的可追溯性。

除了上链之外，通过智能合约技术为单个器械分配多把私钥，只有被认可的医生、护士或在正规医院所在地时，才能被使用和获取，这就大大减少了正规医师变“内鬼”的可能。

对于代孕这样涉及到生育国策、技术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的黑产业链，用黑科技朝着黑中介的薄弱点“重拳出击”，大幅增加他们的抵抗成本和心理压力，在当下来看无疑是可行的。

辅助生殖的未来：寻找下一根稻草

必须承认的是，上述做法很难规避跨境代孕的问题。尤其是在各国政策不一、监管能力不同的情况下，前往美国、印度等代孕合法化国家购买婴儿，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在阴霾下悄然生长。

只要孕育需求持续存在，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贫富差距，那么道德的谴责、法律的约束、技术的狙击，都只能无限提升代孕行为的成本，却无法消灭到零，“子宫剥削”就有被激活的现实土壤。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存在生育障碍但有生育需求的人群，还是渴望摆脱生育风险与痛苦的女性，唯有打开另一扇门，用辅助生殖技术的革命性进展来满足这类需求，才是关于生育的终极药方。

其中有哪些技术可以期待呢？

1.重编程技术。

许多夫妇寻找代孕，是源于临床被诊断的不育症，比如弱精或无精症。如果临床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自己来体会孕育的过程不仅不用承担代孕的道德和财务风险，也能收获一份难得的人生体验。

尽管应用还遥遥无期，但重大细胞“重编程技术”（reprogramming）无疑带来了治愈曙光。2017年，海外不孕不育博客“射空枪”（Shooting Blanks）的运营者向媒体透露，斯坦福大学的技术人员两年前从她丈夫的肩膀上取下一小块皮肤组织，利用重编程技术将皮肤细胞转化成能够发育成不同类型人体细胞的潜能干细胞。然后将它们移植到小鼠的睾丸中，现在发现了原始人类生殖细胞，即精子或卵细胞。

如果这一技术成真，那么从成年人身上获得的普通细胞转化为具备完全功能的配子，就可以彻底解决不育症的问题。只要你还活着，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卵子或精子。这一预想也被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成员、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生物伦理思想家之一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写到了自己的著作《性的终结》一书中，他认为到2040年，一半的夫妇都会停止自然生产，改为使用皮肤或血液的合成生殖繁衍后代。

这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人工繁殖很可能出现过度选择的问题，只要家长有资本甚至可以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通过“胚胎养殖”来优中取优，这必然会引发新的伦理问题。

2.人造子宫。

你可能会疑惑，培养出来的胚胎还需要人类女性来孕育，这不还是代孕吗？人造子宫或许可以帮上忙。

人造子宫最早是在1924年，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J.B.S. Haldane提出的，像是一个自然子宫，可以在体外孕育婴儿。到了1969年，法国科学家尝试将羊胎儿置于人造子宫内，但只活了两天。科技的进展是缓慢的，时钟拨到2017年，科学家们也只能做到，让早产小羊在人造子宫里活了4周。

这种设备里面充满类似羊水的液体，包裹住胎儿，同时配备了血液循环系统，通过人工脐带连接到人工胎盘，模拟母胎之间的营养交换机制。当然，这种“替代”十分粗糙且没有可行性。

所以在2019年，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划拨了290万欧元，支持科学家们研发人造子宫。至少目前看来，人造子宫更可预期的应用是在孕育的最后阶段，挽救早产儿的生命。

3.3D打印。

这个名词放在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不够严肃，3D打印不是只能打印些固态玩具之类的东西吗，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

其实，3D打印器官早已出现在临床中了。而2017年，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就登载了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科学家们利用生物3D打印技术创造了一个“支架”，这个“假体卵巢”能够替代雌性小鼠的卵巢，成功地促进激素的产生，恢复小鼠的生育力，让它们被拆除卵巢之后同样可以排卵，并生育健康的幼崽。

对于一些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卵巢功能损失或过早绝经的女性来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她们重现卵巢功能，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求助于代孕了。

（由明胶制成的生物假体小鼠卵巢材料）

可以发现，这些前瞻性的辅助生殖技术都太过遥远，研发周期可能超过人的半生。这或许也导致一部分人放弃了希望，从而选择与“魔鬼”做交易，走向了地下代孕。

因此，期待新技术带来改变固然是长久之策，但更重要的依然是行动起来，拿起法律、政策、科技等种种人类文明的武器，对代孕乱象重拳出击。

毕竟，为代孕这门生意鼓与呼并最终买单的，一定是不需要承受身体代价的人。而那些在产床上挣扎和痛苦的代孕者，才是最需要被科技和人性之光照耀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