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崩塌的美国生物实验室

这两天一部分网友忙着在微博做阅读理解，还有一部分则密切关注着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在被指可能与新冠病毒溯源有关之后，起底该实验室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大多停留在实验项目如何如何恐怖、实验室本身有多么臭名昭著、爆料历史事故多到令人发指……如果你的愤怒值只见到这一个实验室就被刷满了，那可能低估了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危险系数，又或者说，高估了美国生物实验安全体系的自我审查能力。

（2019年，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被关闭了三个月）

在美国，和德特里克堡基地同级别的设施（facility）至少有15处，每一处都可能有一个或多个BSL4级别的实验室单间（room）。而就是如此高风险系数的地方，类似病毒泄露的安全事故在过去几十年间不间断上演，美国权威媒体都已经曝光过好多次了。

所以大家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生物实验室总是我行我素，在科研禁地和生命安全的底线上反复试探？为什么真实的美国生物实验室现状，和好莱坞科幻电影里呈现的高大上形象差别如此迥异？

表世界与里世界：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另一面

在好莱坞导演的镜头里，美国生物安全实验室总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

层层审查、机关重重的身份认证，穿着严密、井然有序的研究人员，高科技云集、防护到位的硬件设施，而要攻破这样的实验室，往往都是那些地球上最顶尖的天才黑客或科技手段，亦或是外星物种比如毒液，才有可能。没错，这才是BSL4级别实验室该有的样子。

而现实总是啪啪打脸的。真实的美国BSL3或BSL4生物实验室，会莫名其妙就多出几份早就应该灭绝的天花病毒样本，或者被植入了鼠疫杆菌的实验动物突然就不翼而飞，亦或是致死量的病毒以快递邮件的方式出现在普通人的办公室……这也未免太吓人了吧！

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电影里那种能关外星人的实验室属于生物安全4级 (BSL4)，存放可以经过空气传播、高致死性，而且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致病微生物，埃博拉病毒就属于此类。相对较低一级的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BSL3）则用来处理可能会借由吸入导致致命疾病、但目前已经有治疗方法的病原体，比如鼠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毒、SARS等等。

按理来说，BSL3或BSL4都属于高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设计、管理、操作上都应该是极严格的。所以这些实验室里的病毒、实验体或操作出现问题，才更加让人毛骨悚然。

细数一下，近些年来美国BSL3、4级别实验室发生的事故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型：

1.病毒泄露。

新冠病毒是否由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露，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不做讨论。但在美国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病毒泄露事件简直不要太多。

比如从2001年开始，就有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戴翠克堡的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中工作的人员，不断将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直接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直到2008年嫌疑人才被公布。

2014年，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安全实验室体系的美国CDC和NIH下属的病原体研究实验室，也频繁发生生物安全事故，一度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举个例子，一位CDC实验人员在培养低致病性流感病毒时，意外混入了H5N1型高致病性流感病毒；在加尔维斯顿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一小瓶可导致出血热的病毒不翼而飞，这种病毒曾在委内瑞拉造成至少几百例病例，死亡率达到10%-20%。

（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佛罗里达发生的炭疽热事件）

在随后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当时的CDC主任 Thomas Frieden也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实验室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

BSL3、BSL4级别实验室发生病毒泄露问题，即便是无意的，也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造成公共卫生风险。

2.实验体失踪。

如果说病毒/病原体的泄露不易察觉，那么类似老鼠、放射性工具等的失踪，在安全管理规范要求如此之高的BSL3或4级实验室里发生，就有些令人无语了吧。

2005年，美联社就曾报道过，位于新泽西州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的实验室（BSL3级别）里，三只感染淋巴腺鼠疫的老鼠突然神秘失踪了，而这种病毒一旦感染会有致命风险。可是就连实验老鼠是那一天失踪的，研究人员都搞不清楚。

为了调查这一事故，美国疾控中心CDC、联邦调查局FBI都介入了，在全国范围展开大搜寻，还对实验室员工进行了测谎调查。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最后联邦官员出来解释说，如果老鼠跑出去，应该已经病死了，或者是被实验室内其它动物吃掉，也有可能只是文件出错，反正是不会涉及犯罪活动或恐怖主义的。

但大众并没有因此安心。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就批评道：”美国政府资助的反生物恐怖袭击研究项目现在越来越多，但安全措施却很不力。《257实验室》一书中披露的内幕新闻正在更多的实验室里重演！”

说到《257实验室》，里面的内容就更耸人听闻了。律师迈克尔·卡洛尔在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之后，解密了位于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研究中心”，257是它的军方代号。

书中提到，美国第一例莱姆关节炎，就出现在位于257实验室不远的莱姆小镇。当时该研究中心养了上万只虱蝇。而美国政府的档案中记载，实验室主楼的房顶有多处四分之三英寸的裂缝，空调系统也有外漏现象。作者认为，这些虱蝇是莱姆关节炎病毒的宿体和传播者，也是它们的外泄造成了莱姆关节炎大规模暴发。

当然，《257实验室》一书的真实性目前还没有全部都被证实。但其中所提到的一部分安全事件，确实曾经在美国生物实验室里上演过。

3.管理不当。

卡罗尔曾批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实验室”。它栖身在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边，收藏有地球上最危险的多种病原微生物，而它的安全保卫设施还不抵美国普通中学的生物实验室。

如果仅仅是设施不到位也就罢了，但更多情况下，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在马里兰郊外的实验室储藏室，就发现了被遗忘60年的天花病毒，一旦传播出去，后果极为严重。事实上，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天花消灭之后，全世界只有两个实验室可以保留天花病毒。这显然是实验室研究人员没做好处理操作而导致的。

CDC在调查中还发现，2014年3月转送的样本被高度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感染，直到4个月之后才上报。而病毒泄露上报不及时，更加容易造成安全漏洞。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也在2019年被发现，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所采用的废水处理方法都是违规的。CDC称其”没能落实和持续执行保证特定物品或病毒安全的控制措施”，但据媒体报道，CDC发现的问题比这多多了。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在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也在一篇联合文章中指出了该实验室管理不善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BSL4级别实验室的想象与期待。

病毒或实验体的泄露固然不悦，但并不会令人怀疑实验目的和初衷，但一些违规操作就显得别有用心了。

比如2014年，爱荷华州大学的一名科研人员仍然在从事已被明令禁止的病毒转基因菌株实验。

仅仅在2010-2014年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收到了 644份因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和重组 DNA技术研究而导致的实验室事故报告。好家伙，平均三天发生一起的节奏，让人民抽病毒盲盒呢？？

当然，美国生物实验室开展违规实验，甚至是人体实验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披露，在1955年至1975年的时间里，共有约7000名美军士兵在埃奇伍德兵工厂或德特里克堡接受过化学试验。

1985年，老兵科夫曼根据《自由信息法》获得了其在测试期间的医学记录。记录显示，他在第一次测试时接触的居然是可能致命的沙林毒气。

这些老兵曾向美国国防部、美国中情局提起联合诉讼，要求公开曾被注射、服用或暴露于什么样的化学物质，但被政府驳回了。

这里，我们必须提醒的是，生物实验室出现一些遗漏、疏忽或错误都是正常现象，不必要进行过度的解读，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安全。正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Inglesby曾对媒体所说的那样，你觉得实验室事故不可能发生，这是不正确的，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人是会犯错误的，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完美系统。

而大众所疑虑的只是，为什么BSL3、BSL4这样高级别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总是会爆出类似的事故新闻，这显然与其应该匹配的安全程度和责任是不相符的。

行走在灰色地带：美国生物实验室为什么没想象中安全？

如果说好莱坞大片是美国高安全级别生物实验室的表世界，那么前文中事故频发的你我所身处的现实社会，可能才是美国生物实验的里世界。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将理想与现实划分出了楚河汉界。期间有许多需要小心避让的暗礁，却都被美国撞上了。

比如说经费问题。

BSL3和BSL4级别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都需要极为昂贵的经费支持。有报道显示，美国BSL4设施的首次建设需要1亿5千万美元，年度花费需要1500万美元左右。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美国农业生物安全中心有21个BSL3实验室，每年运转经费在5000万美元，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而美国又是世界上拥有BSL4实验室数量最多的国家，伴随着生物实验室数量的增加，很容易出现部分实验室经费不足的问题。

在《每日野兽》的报道中，国防部就扣留了包括RIID在内的军事实验室总计1.04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实验室”沦为五角大楼的孤儿”，出现项目变动、人员流动的情况也大大增加了，风险系数自然也就变高了。

如果你认为缺钱不应该是忽视实验安全的理由，那么监管不到位应该和安全事故直接相关了。

随着实验研究范围的日益广泛，美国本土的高级别实验室覆盖了全美50多个州，而负责疾病防控与应对的卫生机构却并不掌握上述实验室的公开列表及其研究范围和安全记录，甚至联邦政府也不清楚所有实验设施的具体位置和分布情况。

没有特定机构统计这些数据，给安全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上级管理机构无法全面监管，实验室负责人就需要承担起安全事务责任，就难免会出现无暇顾及、或因职务调动而了解不到的地方。

2019年CDC在调查中时也发现，德特里克堡内的工作人员多次公然违反安全操作指南，如在清除生物危害性废物时，工作人员竟然撑开了高压灭菌室的大门；在高压灭菌室内，工作人员甚至不佩戴防护设备。

而对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制定的、旨在让各研究机构最大限度吸取事故教训的备忘录，也被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 mchard Ebright评价为——”作用非常有限”。

曾在1993、1998年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的高蒂尔就证实，国家实验室本身并不完全信任能源部（经费提供者），所以会秘密进行一些行动，还曾希望增加实验室的自由度，许多规定都没有被执行，或者说没有被实质性执行。

实验室管理者与政府和CDC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让本应严格执行的安全规范在实际中变得扑朔迷离。

此外，美国实验室较高的人员流动性，许多实验室会根据研究项目组成临时研究团队，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2002年《纽约时报》对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工作人员兰德福的一次采访中就提到，该研究所只有”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近乎没有”，就连他离职的时候，连续3天抱着纸箱出入，也没有人查看。而他当时做的实验与肉毒杆菌有关，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之一”。

在另一个媒体的报道中，该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在几个月后就被轮换，副指挥者也在同一时间被赶下台，关闭期间有30多名有经验的承包商被解雇，一些资深科学家也感到沮丧。在这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下，操作不当或人员管理疏漏也更容易发生。

（德特里克堡正门）

其实，上述问题并不是我们首创，很多都是美国媒体甚至官方机构都曾经发问过的。为什么多年来并没有带来大的改变，甚至还开始在海外大量设立生物实验室？

一方面，经费划拨也好，监管机构与实验室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存在的，沉疴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而借由好莱坞等强势文化输出，多年努力树立起了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屏幕形象，部分消除了大众对此类安全问题的恐惧。

由于较早建立高等级生物实验室，美国也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和效仿的对象。打开中国知网，试图从美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中寻求经验的研究就有不少。

这也使得某种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外部推动力去促使美国对生物实验室安全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恰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曝光，让大众得以看到了美国生物研究的另一面，原来锦袍下还隐藏着这么多虱子。

而如果连生物实验的安全底线都无法捍卫，那距离”学霸”人设崩塌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