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亿版税外流，版权生意是如何绑架中国音乐产业的？

文 | 曾响铃

来源 | 科技向令说（xiangling0815）

中国音乐产业“苦独家版权”久矣，但音乐产业的苦，并不会因为“独家版权”的终结而快速消散。

举个简单的例子，自8月31日腾讯宣布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如今已经过去半个月了，而相关部门的处罚决定公布已近两个月。不过，行业内版权开放授权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也开始有行业媒体，质疑行业平台对反垄断的执行力度。

而对用户来说，原来只能在腾讯音乐听的歌，现在在其他平台还是不见踪迹，使用体验没有一点改善。

原因很简单，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时代虽然纸面上结束了，但过去多年，因独家版权被抬高的版权价格、带来的音乐产业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音乐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不会随着一纸声明立即消失。

就如一场大战过后，想要重新恢复正常秩序，往往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过往版权争夺造成的数百亿版税外流的情况，不知何时能有逆转。

对现在的中国音乐产业来说，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独家版权带来创伤，什么时候能够痊愈，然后新生……

一、鹬蚌相争的独家版权问题，仍然没有解

回顾中国音乐市场近十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版权争夺史，“独家版权”是贯穿十年战争的主战线。

不过，过去多年的独家版权大战中，对中国音乐产业来说，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多位行业观察人士指出，相关部门介入推动版权开放共享已有数次，市场观察人士每次都以为“独家版权时代宣告结束”，但音乐平台却都通过一定方式保留了一定的热门独家内容。

中国音乐产业被困在版权生意的泥沼中，音乐平台鹬蚌相争，境外唱片公司渔翁得利——他们拿走了绝大部分营收，既没有留给平台，也没有留给中国广大的音乐从业者。

在“独家版权”盛行之际，据业内统计，截至2018年11月，三大唱片公司（环球音乐集团、华纳音乐集团、索尼音乐娱乐公司）歌曲总数仅占中国总曲库数量的10%左右，却拿走了中国音乐版权市场近60%的营收。

更让人遗憾的是，这并非卖方（三大）一意主导，而是整个市场畸变的结果，最终畸形的收入分配和投入产出比，也给中国音乐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卖方市场下，版权上游方躺着“赚快钱”，沦为版权贩子，不再介入音乐生产、打磨艺术。

虾米音乐创始人王皓曾指出，以前的唱片公司基本都是一个个厂牌，他们自己制作音乐，是有审美取向的。但现在，比如三大唱片公司，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采购音乐，然后卖到世界各地去，已经不介入音乐生产的本身了。

这也意味着，新生音乐人可能不再拥有厂牌唱片公司时代的成长土壤。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可以挟版权以令音乐平台，失去了打磨音乐的耐心。打包发售的模式，只能让少数头部艺人赚钱，且版权费只升不降，导致音乐平台的很多钱花得莫名其妙。

“长此以往，对整个行业都不好”，王皓表示。

王皓的担忧，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想想现在的华语乐坛多久没有像周杰伦、刘德华、陈奕迅这样的重量级的音乐人了，甚至不如电视选秀能出新人。

第二，平台沦为被版权绑架的“打工人”，音乐收入无法跑过版权成本。

腾讯音乐2021Q2财报显示，其在线音乐付费用户达到6620万人，同比增长40.6%；营收达到80.1亿元，同比增长15.5%。不过净利润为8.27亿元，同比下降12%。

用户和营收增长，但净利润却下滑，腾讯音乐方面对外表示，主要受营业成本、运营费用上升等因素影响。而营业成本增加是由于版税和收入分成费用相关的内容成本增加。

可见，即使是市场份额第一，拥有众多版权的腾讯音乐也无法靠付费负担版权成本，遑论别家。

同时，独家竞价的版权模式也让唱片公司坐地起价，使得中国音乐平台在获取同样的音乐版权时，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百倍的代价。

有媒体报道称，某唱片公司对同样的音乐内容，在非洲16国收取的保底费不超过两百万/年，到中国保底费就变成了几亿元，相差百倍。即使对比美国公司，同一家版权公司的内容在中国价格也是前者的超3倍。

第三，音乐人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沦为这场畸形竞争中的炮灰。

按理说，随着数字音乐收入总体不断增长，版权费不断变高，中国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应该不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24%的音乐人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不超过5%，仅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比达到100%。

即使有音乐收入来源，收入也不高。其中53%的音乐人收入不到5000元，低于2020年北京市的平均工资（6906元）。许多音乐人为了音乐创作，不得不依靠其他工作来保障生活。

可见，被业内不断吐槽的独家版权模式，导致大唱片公司的版权费以十年近百倍的幅度上涨，大大抬高了整个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成本，成为行业无法承受之痛——不断变高的数字音乐营收只是为他人做嫁衣，数百亿版税外流，并未反哺国内音乐行业。

同时，为了采购版权的商业最大化，又不得不把更多平台资源向主流音乐、特别是国外艺人倾斜。在某种程度上，以保护版权为主的国际唱片巨头的版权生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剥削。

二、价格飙升，平台锐减，音乐版权是如何变形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独家音乐版权的高墙被推倒，无疑将为中国音乐行业翻开新篇章，但走过的弯路值得反思。

回头看，独家版权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12年5月，前新浪副总裁、新浪音乐负责人谢国民创办海洋音乐集团（CMC），并低价签下20多家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开启了版权独家代理模式，这是萌芽的第一阶段。

此后，海洋音乐持续收割大量独家版权，并在2013年和2014年，接连拿下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海洋音乐独家版权规模扩大为行业第一。

可以说海洋音乐集团是“独家版权”的始作俑者。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很难再控制了。

2013年12月，QQ音乐宣布获得杰威尔（周杰伦版权公司）在内七家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开始进行独家版权布局。

当时的中国音乐平台对独家版权的渴望，让全球三大唱片公司看到其中的高额收益，形成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独特市场”。

2014年11月，QQ音乐成为华纳大陆版权总代理，成为全球三大唱片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独家授权模式的开端，由此开启了“三大”加入的第二阶段。

2014年12月，QQ音乐又签约了索尼音乐，成为后者在中国大陆的数字音乐音频内容版权版权总代理。

随后到2017年5月，腾讯音乐与环球签下独家版权协议后，正式将三大唱片公司的版权都收入囊中。

这中间有个有趣的插曲，2016年年中，海洋音乐冲刺美股上市失败后，因难以负担高额版权成本，于当年7月被腾讯控股，其后又与QQ音乐合并组成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而合并后的腾讯音乐，拥有中国市场超过80%的独家版权并一度扩大至90%，成为独家版权的“集大成者”，这是独家版权竞争的最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音乐平台争相争夺独家版权的时代，市场近乎疯狂，造成这种现象产生，并非某一家的缘故，只能说整个市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竞争当中——不断争夺版权活下来，或者熬死对手。

事实上，在海洋音乐集团、QQ音乐之外，百度音乐、阿里音乐也加入争夺独家版权的大战。

2013年7月，百度音乐与搜狐、酷我竞价，并最终拿下“中国好声音”全网独家版权。

2015年，阿里音乐也签约相信音乐、滚石音乐、华研国际、BMG、寰亚唱片等多家知名唱片公司独家版权。

而随着独家版权争夺战日益白热化，音乐版权的价格已十倍、百倍的增长。而唱片公司除了获得音乐平台支付高额版权采购费用（预付费、销售分成等）外，还能获得股权收益等其他利润。

比如在版权费不断飙升的2017年，腾讯音乐拿下环球唱片独家版权，付出了最初报价十倍的代价——据报道称，拿下环球，腾讯付出了3.5亿美元外加1亿美元股权的代价。

版权大战的逐步升级，直接恶化了中国音乐行业的发展——受版权成本连年上涨影响，音乐网站数量从2005年的400家锐减至16家。

如大家熟知的百度音乐卖身太合麦田，天天动听卖身阿里音乐，而背靠阿里的虾米音乐，在版权大战中失利后，一蹶不振，并最终于2021年2月正式关停。

当然，在独家版权发展的十年中，我国数字音乐正版化率也大大提升。只不过，最终走偏，从而逐渐被版权方绑架。

这也难怪，2016年虾米音乐创始人王皓转战“钉钉”时称，“音乐行业荒诞到令人发指。”

这种荒诞现象的诞生有两个原因，一是独家买断的排他策略，二是不合理版权转授，直接抬高了整个行业发展的成本，挤压了发展空间。

三、独家版权的墙被推，但成本高昂的墙还未倒

从盗版到版权时代，再到独家版权以及如今大家期待中的后独家时代，中国音乐产业虽然都了一些弯路，但大方向显然是对的。

2015年7月，国家版权局发布“最严版权令”，成为中国音乐产业从盗版时代到正版时代的分水岭，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8年，在国家版权局的协调下，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阿里音乐依次达成版权互授，引导音乐产业的版权正向发展。

众所周知，最热门的1%独家曲库是关键。于是，才有了今年国家责令腾讯音乐“三十日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权方给予其优于竞争对手的条件等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措施。”

可以看到顶层的引导方式并非一刀切，而是在针对性提出指导。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家关注的独家版权问题外，停止高额预付金的版权费用支付方式也是一大重点，这是版权成本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独家版权取消后，音乐产业的土壤得到净化，接下来就是版权合理转授、合理分配上，让畸高的版权费用降下来，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唱片公司和音乐平台私下授权并约定版权许可费的情况，在国际市场上很少见。在美欧日韩等音乐产业相对发达的市场，一般都是通过特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对版权进行统一管理，统一价格，平等授权，从而能较好地遏制垄断，让市场平台、充分竞争。

此外，大多数国家还要专门的机构来监督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费标准，以便让版权价格公开透明。而在中国市场中，三大唱片公司等都实施“保底金”制度——即签约后马上收取保底金，后面再收取实际使用费。

总的来看，任何一种商业模式，成本都是基础。就跟影视内容的高价片酬一样，高昂的版权费成为扼住音乐产业发展的大手，造成的影响至今仍在。

而唯有将整个音乐产业版权成本降下来，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创新，让资源更多流向价值创造层面，从而做大整个音乐产业蛋糕，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目前，独家版权的墙被推是一个好的开始。可以预见，当版权成本高昂的墙真正被推倒后，中国音乐产业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部分参考资料

《虾米音乐缘何曲终人散》 （今晚报）

《中国音乐版权费持续畸高，六成营收被“三大”拿走》 （财经）

《虾米创始人王皓：我觉得没什么好怀念的》 （摩登天空ZERO）

《腾讯音乐放弃版权后，我们就有听歌自由了吗？》（奇偶派）

《腾讯音乐被罚：音乐市场反垄断的来龙去脉》 （锌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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